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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评论
“华侨”这个词 最早从广州开始使用

  中国人的海外移民开始很早,至少从秦汉时期就开始了。但我们今天熟悉的“华侨”“华人”这两个词,出现的时间则要晚得多。说起来,他们的最早使用,和清末洋务派的一众名臣分不开,而其中曾任两广总督的刘坤一和张之洞,便是最主要也是最得力的推动者。 

张之洞
 
刘坤一 

丁龙   

  华人群体向世人 

  展示中华文明的独有魅力 

  有学者将海外华侨华人的历史大略划分为古代、近代、现当代三个时期。我们可以在每个时期中,又划分出若干不同的时间段。每个时间段,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各方力量的消长,对于这一群体的认识、理解,各有差异。但无论何时,以何种形式去往海外的华侨华人群体,都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在他们迁徙、繁衍、奋斗、创业的过程中,既向海外传播了中华文明,也以海外的优秀文明成果反哺中华文明,促进了她的进步。 

  不久前,捐助北美第一个汉学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广东华侨丁龙的事迹,经由大众媒体的传播和纪录片的播送,打动了无数人。这位生前身份平凡、身后默默无闻的中国人,在1889年,将一生积攒的1.2万美元(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捐给了这所名校。此举打动了他服务一生的富商卡朋蒂埃,以及当时的清政府高层,令之不断捐出巨款、图书,最终在各方都认为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促成壮举。 

  经由媒体的报道,我们可以知道卡朋蒂埃在给哥大校长的信中曾经有这样几句话:“他不是一个神话,而是真人真事。而且我可以这样说,在我有幸所遇出身寒微,但却生性高贵的天生的绅士性格的人中,如果真有那种天性善良,从不伤害别人的人的话,他就是一个。”可以想见,这样的评价,对于早期华人在异乡的际遇,是弥足珍贵的。此外,一部分华商中国特色的衣着,以及中国风的仪态做派,都提升了华人在一部分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 

  学者乐正多年前在研究广东旅美华侨团体时就指出,近代中西文化传播是双向的文化互动,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广东侨民,“以保持完好的独特的岭南生活方式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文化的魅力,以粤语、粤菜、岭南服饰、岭南建筑为载体的中国岭南文化因此而渐成近代世界文化交流史中的奇葩。”他指出,当西方人挟着征服者的余威和不平等条约所定下的特权,强行在中国推行西方文明的时候,怀着复杂的心境背井离乡的华人群体中,人数最多的便是旅美粤人。这些人“也许地位卑微,少读诗书,不识多少‘文化’,但他们不屈不挠的生活信念和坚持不懈的文化归属感,使中国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成为跨海之风吹向太平洋彼岸,使东方文化渐渐传入美洲之域。”华人群体在饮食(特别是粤菜,据说早在1849年,旧金山就出现了一间“广州酒家”)、建筑、戏剧、教育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深厚积淀和完备体系,令很多西方人产生浓厚的兴趣。 

  从“弃民”到“华人” 

  观念转变在清末发生 

  在明清很长一段时期里,海外的华人华侨,背负着来自两个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是被封建王朝视为“海外弃民”,一方面是来自西方殖民者以及当地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在许多的文学、影视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种情况的反映。 

  封建王朝对于海外华侨华人群体的观念转变,大约始于19世纪中期。经历了鸦片战争的震撼之后,清王朝的精英阶层对于海外世界有了更多认知与理解,“开眼看世界”成为迫切的现实需要。1866年,清政府派63岁的斌椿等人赴英、法等国考察。这是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个赴欧考察团。这个考察团担负着调查国外情况的使命,目的之一,是为未来中国向各国派出驻外使节做准备。出使途中,斌椿顺访了一批东南亚港口。华人在这些地区的生活与工作,引起了他的注意,并写出了第一份清朝外交官有关海外华人的实地考察报告。虽然这个报告对华侨华人的着墨并不深入,但有学者认为,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清政府对这一群体的重新思考。 

  1868年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是由卸任的原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带领的。同行的两位团员志刚和孙家谷对海外华侨华人进行了更深入的观察。特别是志刚,做出了一份关于旧金山华侨的详细报告。照他的说法,当时那里已经有几万名华人,几乎全部来自广东省。他们有的从事商业,但更多地在当地的金矿干活。1848年,旧金山发现了金矿,世界各地的冒险家、淘金客,立即涌来,其中就包括最早的两名广东人。1849年,这个数字变成了325名;1850年达4000多名;1851年增至2万人;1852年粤籍华工数量在此基础上又翻了一番。据统计,19世纪50年代,平均每年有7000多广东人到达旧金山,其中以台山、开平、恩平、新会、香山、顺德、南海、番禺等地最多。 

  此时,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故而中国矿工受到明显的歧视。比如,他们要向当地政府缴纳两美元的人头税,而其他国籍的矿工却可以豁免。此外,中国人与欧洲人诉讼,必须有外国人作证,否则法庭概不受理。志刚对这些不平事表达了关注。有学者认为,很可能正是从这个时间开始,清朝的外交官以“同情心”来对待华侨。继而随着李鸿章、丁日昌等人的呼吁,清朝方面开始使用“苦力”一词代指海外的华人群体,特别是从事体力劳动的群体,并逐步消除对华侨的旧偏见,对华侨问题开始有认真而切实的了解。中国第一个赴美留学生容闳,就曾受李鸿章委托,赴秘鲁调查中国“苦力”遭受虐待的情况。限于当时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他们的努力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海外华人的艰苦命运,但华人群体的生存状况,也的确在不断地呼吁中,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态度的变化 

  引发华侨的报国热情 

  有研究者指出,1876年,两广总督刘坤一开始用“华民”和“华人”称呼一般华侨,用“华商”称呼旧金山的华侨商人团体。第二年,首任驻英大使郭嵩焘提议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的奏折中,用“中国人民”和“中国商民”称呼一般华侨,用“绅商”特指东南亚的中国商人。接任刘坤一的张之洞,除了保留了“华民”“华人”“华商”的称呼之外,还以“华工”代替了当时惯用的“苦力”称呼。这些新名词,逐渐为总理衙门和朝廷所接受,从而记入官方的档案。也是在这一时期前后,我们今天熟悉的“华侨”一词开始出现在驻外使节的记述中。 

  这种表述上的变化,表明了清政府对华侨态度的重要转变,从过去的“海外弃民”变为不应再受侵犯的合法公民。19世纪末,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奋斗,华侨社会变得更为富有,更有组织性,开始有能力与祖国保持更为密切的文化联系。同时,清政府也增大了对华侨的保护力度,如积极鼓励和帮助海外华人群体成立商会,发展教育等。一部分有号召力的侨领,如张煌言、张鸿南等,更被授予官职,以清政府的代言人身份,在海外承担了部分外交、政治领域的职能。清政府还积极创造条件吸引华侨资本回国投资,如今我们看到的许多知名企业,源头都可溯到早年的侨资公司。中国近代第一家华侨投资的机器企业继昌隆缫丝厂,第二家侨资机器企业广州电灯公司,第一个现代发酵工业企业张裕酿酒公司,就是其中代表。 

  有学者统计,自1862年华侨在广州设立进出口商行开始,到1911年的50年中,他们在工业、银行业、矿冶业、铁路建设与运输业、轮船运输业、农林业等几乎所有的民用产业领域和众多的行业部门,开设了具有现代性质的企业。按照学者林金枝的统计,晚清时期华侨在广东、福建和上海创立的企业总量达351家。这些具有开创特征的企业,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而如果没有对“华侨”观念的转变,这一切,也许并不会发生。

  文/图:记者 卜松竹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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